偷得浮生几日闲
          ——转中国法院网
      我向往的一种境界，是在寒山古寺的庭院里席地静坐，参天古槐摇撒下细碎的阳光，犹如变幻的音符在舞蹈，而背景有空谷幽林，山泉叮咚。这时思考停滞，只有万物的呼吸，我的呼吸，在大自然的静谧中交融游离。

     或者，透过初夏的窗户，看当年的小鸟学飞。天空辽远无际，那是青春的、让人爱怜的飞行，其艰辛困苦都变得幸福无比，而手中香茗飘出的味道正是幸福的花边。

     浮生是一定要偷闲的。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命重复着而老去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时间考虑所谓意义。在你回首往事时，能够沉淀下来的东西少之甚少。而大部分的日月被时间之河过滤掉了，直到某一天，我们于个体似乎是全部，而于他人却渺小的意识也跟随肉体彻底消逝。这是我们自我意识的那一部分生命，它附属于肉体，并与肉体同归于尽。人，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有意识地活着，他们被自己的价值观驱动，在自己的积极意识指导下走一条或常规或非常规的生活轨迹，而另一类人属于被“感觉”驱动，走一步说一步，顺应所谓潮流的裹挟，顺势而为，或者顺流而下。但无论哪种，我们的生命必须屈从于生存，必须屈从于符合我们本能的或者符合社会的规则尺度。而只有偷闲，似乎才是抓到属于自我生命存在感受的唯一时机。

     十几年前，我工作的第一家事务所，它应该在京城赫赫有名，合伙人都是这个行当颇有影响的人物。有一天午饭时，一个合伙人找我聊天，他很忿忿地问我，律师到底是什么人？不等我答，他自己说，是妓女！为什么呢？收了当事人的钱，就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什么蠢货当事人你也的伺候着，不是妓女是什么？我说，那是你自封的啊，我一个女人就别给自己贴这么个名号了。但仔细想想，他说的的确有些道理。事务所是敞开了向整个社会提供服务的，只要你出钱，就可以考虑接受你的委托。律师已被国家从公职人员队伍剔出，生存与发展当然成了首要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在的那家律师事务所曾经有一个月的收入只有5000大元人民币的纪录，而租用的当年的京城地标写字楼——京城大厦，一个月的租金就是四五万，还要换成美元付。你不滴溜溜地围着当事人服务行吗？你不每天上满发条般拼命干行吗？我向老板抱怨事情太多，每天睡觉睡不够。老板竟然羡慕地看着我说，我还想和你换一换呢！我天天睡不着啊！那时，他四十岁左右，和其他合伙人整天为事务所的业务焦虑不堪。外人看着他们风光的很，拿着3万多在香港托人买的砖头大哥大，开着20万买的桑塔纳，但却比热锅上的蚂蚁强不到哪儿去。有了金钱，但并没有偷得浮生享受清闲的心情。

     我在为别人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只感觉身体的累，怕出错而有些精神上的紧张，倒没有生存焦虑，但我以为自己很委屈，很受伤，很疲累。在96年夏天我感觉自己的累已忍无可忍，就向事务所请假3个月去欧洲旅行。那时候出国不是留学进修就是打工挣钱，大家旅游至多就是新马泰，欧洲还不是公私款旅游的目的地。合伙人对我要自费旅游休假的申请很觉奇怪，三个月，要耽误挣多少银子？但我的态度冷漠而坚决，我才不管这些，虽然我自己的收入也要大减。只有一个念头，我要逃往一个让大脑可以休息片刻的地方。事务所勉强批准，但要求我必须可以让他们通过电话、邮件找到，我捉摸如果可以给我安个卫星定位才更好。

       结果就是，我三天两头受到事务所的骚扰。我住在巴黎的酒店有一天竟然收到几十页的传真，那个巴黎大妈见了我就眯眯笑叫我“西娜”。更离奇的是，当时的老板搞不清时差，竟有一夜我睡的正酣时打电话跟我讨论工作，然后异想天开地问我：“不然你辛苦一下，飞到香港和我们谈这个合同？”我这个气不打一处来呀！立刻佯装电话出了问题，冲着电话筒一个劲“喂喂喂”，然后自言自语道：“怎么说着说着电话就断了呢？”估计对方鼻子已经气歪。整个休假我如同被牵着线的木偶，时不时被拉扯一把。当时认为一是老板不尊重我人权，二是为别人干当然没自由，也就是没有别人无权干涉的自由空间。我渴望拥有独有的天马行空，享有自我感受强烈的生命的存在，那只有一个办法：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

      但我错了。回国后我开始筹备组建一家新的律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运行至今已近十年，而我的自由度几乎为零。在这长达快10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一次像样的休假。我羡慕极了我那些公职人员朋友每年都有各种名目的法定休假，理所当然地远离工作。在我认为的几个关键的、艰难的时刻，我在精神方面的承受韧度得到了极大的锻炼！那种辛苦就是心累。我回忆当年合伙人们的焦虑开始感同身受了。譬如说，你不可能心安理得出去休假三天以上，你要长时间地开着手机等着听呵。你不开手机的时候一定在出差的飞机上。你连病都不敢生。说来都不信，我感冒发烧这点毛病都发生在什么五一国庆长假。医院？几乎没去过。精神上的高度紧张敌过肉体中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