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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专家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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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专题研究 时间:2006/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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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涌：刚才几位老师总体上评价了新的公司法，更多的是从公司法的理念，另外我们也提到了这次修改的方式也非常笼统。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机构，一个是国务院法制办，还有一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江老师认为这两个机构对这次公司法的修改谁的贡献更大一些呢？ 江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我们国家立法往往是由谁制定的就由谁来提出修改，这个法律是由法制办起头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法制办取得更重要的角色。像其他的一些法律，像证券法、别的法等是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提出来的，所以往往由财经委员会作出修改。所以我觉得公司法修改应该是国务院法制办起主要作用。那么也要借助于全国人大法工委，它要更开明一些。这样的修改需要更开明的思想才能通过，如果像我们看到的，现在物权法制定中有人上书中共中央，要是对公司法的修改也像对物权法这样挑剔，我看我们的公司法也要面临着很大的困境。这就需要我们修改和通过的这部法的人思想开明、解放，这很重要。 王涌:那么，在这次修改中物权法的修改是向全民公开物权法草案，而且全国人大也专门整理。公司法在征求各机构以及老百姓的意见方面有没有什么表现？ 赵旭东：应该说这次修法过程也体现了高度的民主。据我了解，无论是在国务院法制办起草草案的阶段，还是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评议阶段、全国人大审议阶段，我们都作了大量的立法调查；另外，向社会各界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理论界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关注的程度超过了我国很多法律的修改。据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向国务院、人大提交立法建议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立法条文建议稿的，据我所知大概有五六份完整的立法建议稿，其中包括我们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向国务院提交的学者建议稿，大家都表现出空前的立法热情，当然在立法机关内部特别是全国人大，这种立法民主也是非常充分的。在公司法的修改过程中，全国人大代表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国务院法制办统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大会上提出的议案好像有三十多份。这些议案牵涉到的代表有663人，这是在国务院立法中很少有的情况。而且这些代表提的意见不像一般的立法审议，所以一般地说这次立法非常重要，有很大改进而且非常具体，包括资本额太高、应该搞一人公司、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合理，这些意见都由人大代表直接提出来的。很多人大代表就来自于公司的第一线，这次立法的民主化是很强的，这对立法的质量应该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保证和支持。 王涌：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旧的公司法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 陈：不能这么说。旧的公司法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不是忍无可忍的。我想在原来的公司法当中，有一些好的理念和制度措施我们旧公司法还是比较好地实现的。这次立法的民主性这个我也不反对。当然，我们在这个场合，不能拿公司法立法过程的贡献和物权法比较。但是这次公司法修改还是比较好地把握住公众意见、专家意见、公民意见和各种不同性质的意见的。这一点无论是法制办还是法工委都作的非常好。另外我觉得看到了一个公司法的立法机制，就像江平老师说的，在一些其他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掺杂了一些非专业化的意见在里头，还有一些是凭感觉，当然，这种看法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次公司法修改当中很少掺杂情感因素，这也与公司法的专业化有一定关系。记得有一个故事说，核电站什么时候建立？有关意见十分钟之内就通过了，但是一个自行车棚怎么建立，讨论了两个月还没有定论。因为自行车棚怎么建人人都能说两句，好在公司法从提出意见到讨论意见，这不是人人都可以说的问题，公司法就是我们法律中的核电站。另外提一下，修改意见稿里还有我们江老师组织的上海经济法律研究所专门提供的一个民间的立法建议稿。上次江老师也带着我们一帮人从民间的基础来理解。 王涌：显然三个老师都非常赞同这次修改的公司法是一部非常开明的法律，它为什么开明呢？是因为我们的立法机构在走向开明，立法机构的开明导致了一部开明法律的诞生，这是值得我们欣喜的地方，我们相信在中国今后的立法过程中这样开明的法律会越来越多。刚才我们简要评议了公司立法的基本特点，接着我们就进入这部法律的实质性的内容。这部法律的实质性内容非常庞杂。但是概括地来说有这么几点：鼓励投资创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放松管制，注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第三个特点就是它更加重视公司相关利益人的利益平衡。当然还有其他的内容，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方面的实质内容——这部促进投资创业的法律它有哪些新的制度？增加了哪些新的制度？在我看来，新的公司法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就是我们曾经确立的资本制度。第二是我们承认了一人公司。资本制度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公司法在1993年确立后应该是世界上最严格的资本制度。那部法律虽然不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法律，但是它规定了全世界最严厉的资本制度。比如说最低资本限额规定的10万，生产的要50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要1000万。其次规定了虚假出资的严厉的刑事责任。在刑法上的规定表明了我们的公司资本制度是很严格的。这有具体的原因，我做过一个考证，不知道对不对，这个严格的资本制度可能和我们80年代皮包公司的盛行有关。当时皮包公司之所以盛行可能涉及到当时的价格改制。这种皮包公司给当时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对皮包公司望而生畏，这也影响到1993年的公司立法。对这个制度赵老师是研究很深的，在立法之前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我们现在的研究生也都看了这篇文章；那么请您先谈一谈这次公司法在资产信用方面的修改和进展。 赵旭东：让江老师先谈吧。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江老师的一些观点和我的观点有些是不完全一样的。江老师也曾经有一篇影响比较大的文章，他当时涉及到资本信用的问题。江老师当时说到资本信用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广泛的意义上谈的，也包含着资产的信用。我们国家公司法在以往的制度上过度重视了资本的信用。在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上过多地寄望于严格的资本制度的规定。其中包括最低资本额的限制。公司实际的经营活动还有我们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实践表明：好象资本并没有发生我们所期待它所发生的作用，很多公司的破产倒闭，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实现，于是我们发现，原来公司法所设计的那套严格的资本制度并没有发挥公正的或者说所期待的作用，却反过来只是限制了很多投资者的行为，遏制了很多公司的设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设置了严格的限制，而这个限制有没有达到它所希望的目标，反过来造成的副作用是遏制了公司的行为和需求，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设立和发展，这时就需要检讨这个制度包括它的理论，包括这个公司法以资本信用所建筑的这套体系是不是有严格的整体调整的需要，我认为公司的信用与资本有关系，但不应该全部的在于资本。也许公司所实际拥有的资产更是决定公司信用的更根本的要素。我们公司法的制度，不仅应该注意公司设立时的资本、静态的资本，更应该关注公司设立之后，它的资产的演变和变化。应该围绕公司的资产建立一套更为周密的一套制度和规则来实现对债权人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如果一来，我们原来对资本的严格的要求，包括那个高高的门槛，包括由资本决定的股东出资方式的严格限制，都是可以放宽甚至最终取消的。实际上很多国家也很注意债权人保护和交易安全，但并没有最低资本额的要求，也没有像我们这样一套严格的资本制度。美国香港在理论上，办一个一美元一港币的公司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它们的交易安全由谁去保障呢？没有，肯定是有别的制度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应反思：也许我们的资本制度的确存在改革的需要。这次公司法修改，在资本制度方面，包括股东出资、股份回购、反投资这样的制度能够取得突破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关于对资本的信用和作用的认识问题。 江：我的基本观点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应该降低公司设立的门槛，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必须要注意资本真实原则和对于违反资本真实原则的法律责任。我刚才只是说入门槛应该更方便，但是应该看到在中国目前的市场里面，公司的不规范行为、虚假出资行为、抽逃资本或者变相抽逃资本的现象还非常严重，这一点不看到也不行，我们降低门槛不能够放松这方面的要求，所以资本真实原则只要你规定了三万，你就必须出。我们可以降低门槛，股份公司说五百万你就必须出，在这方面如果严厉我主张严厉。资本真实那你不能虚假，我们市场搞虚假搞欺骗那是不行的。至于说没有出资责任，是不是应该更放松，我完全不同意。王涌说过去太严厉了，虚假责任还要判刑啊、民事责任，我给大家讲一个事情，我们原来公司法通过了以后，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个有关公司犯罪的决定，其中有一条公司虚假出资，或者用虚假的验资来骗取注册，或者抽逃资本，或者出资以后没有转移财产权，原来写的是对于它的主管责任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后来通过时改成了五年。我也很惊讶，于是问了法工委有关人员，他们查阅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门槛低，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资本真实原则，另外对违反了资本真实原则，抽逃出资、破坏商业信用、市场秩序的行为，该论什么责任就什么责任。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次公司法降低了门槛之后同样就降低了它的法律责任。无论是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我看一点都没有降低。那么第二个意见嘛，旭东的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我并不认为一个公司的信用就在于注册资本。我屡次讲课讲过这个问题，公司信用怎么能依赖于注册资本呢？注册资本只不过是公司成立时股东原始的出资，或是这个公司的初始财产，公司最后仍然要拿它的全部财产作为信用。所以怎么能光看注册资本呢？但是回过头来，公司是不是仅仅都以他的全部财产作为信用？这也不见得，公司里面可能作了担保，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如法院的判决没有执行；所以公司的信用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在讲课时往往有同学问这个问题：“你们讲资本是作为信用的企业，那么你们为什么又降低了注册资本额呢，是不是减少了它的信用呢？”我说不能单纯从注册资本角度来看，这一点应该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投资者的设立的门槛低了，但是相对于债权人来说风险大了。市场上的风险好比能量守恒定律，一个市场就这么大风险：如果投资人的风险大了，那么债权人的风险就小了。你要多掏钱最低注册资本50万100万上千万，债权人的风险就小了；反过来，投资人的风险小了，你3万块钱就可以办公司，债权人风险大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要从债权人和投资人所设立公司的风险角度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完全赞同现在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额降低。 陈：尽管我跟赵教授关系很好，也很尊敬他，但当他的意见有与江老师不同之处时，我毫不犹豫的站在江老师一边。我觉得资本制度的讨论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我想呢，对这个问题，要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一个是经济的角度，一个是法律的角度。首先是这个新的公司法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又实行了注册资本的分期缴纳制，那么这可能是要达到两个心理上的效果，一个是鼓励投资，让更多钱不是很多的人也可以设立公司，来进入市场，还有一个是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当公司的业务没有展开，或不需要时，过多的注册资本反倒使他的资本闲置，利用率并不高，但是法律的意义并没有因为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降低或分期缴纳制而有所降低，“资本”一词在我们公司法中是在法律意义上使用的，为什么叫注册资本而不叫资本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会计学上的区别。注册资本是与有限责任相联系的，没有注册资本制度，哪来的有限责任？另外，注册资本注册表明了公开，既然要把资本有多少向社会公开，你就要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你说你有多少资本，但你实际上没有，这当然要承担法律后果。当然，一个债权人对公司信用的判断肯定不是单纯的看注册资本，这仅仅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判断方法；或者是衡量一个相对人的信用的指标。但是它毕竟有一定的作用，类似于引起市场信赖，注册人为此要承担责任，否则的话你注册还有什么用呢？当然了按照另外的像赵老师讲的实行信息公开啊，资本是多少，这固然好，但信息公开的成本也是很高的。除了上市公司和发行股票的公司有强制的法律义务外，还有一人公司也有在财务上的强制，对所有公司都实行公开成本也很高。由于注册资本制度的存在与分配有关系，那么公司在有收益的时候，不能通过减少它的资本来进行分配，应当先弥补亏损。这样一来就限制了那些随意减资的做法。有了注册资本，所有的人都不能随便减资，都要在分配时遵守一定的制度。只有有信用、无信用的人在法律上都遵守一定的制度，公司的信用才有了保障。如果没有注册资本制度，或者这个制度形同虚设，那么没有信用的人就可以随便减资。那对于公司信用的判断就可能就有麻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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